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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菩提达摩禅学及其现实意义

      少林名刹远承祖灯。卓立道风,龙象辈出,已历1500个春秋。随着国家昌盛繁荣,法运回升,少林文化也由衰而兴。为更好地体现寺院特色与弘扬禅宗祖庭及其禅法,特撰此文。

      一、菩提达摩行略

      菩提达摩(?-536,一说528,一说530)通称达摩,是禅宗二十八祖、中国禅宗初祖。大师生于南印度,婆罗门族,为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,本名菩提多罗。香至王非常祟尚佛教,时有东印度僧人般若多罗来传法,香至王以礼相待,般若多罗因而得知三王子是可以传授佛法的人,及至香至王去世,众人均号啕大哭,唯三王于在灵前人定七日,出定后即请求随般若多罗出家,更名为菩提达摩。菩提达摩出家后,曾问般若多罗:“我既得法,当往何国而作佛事?”般若多罗回答道:“汝虽得法,未可远游,且止南天,待我灭后六十七载,当往震旦设大法药,直接上根。”

      梁普通年间(520—526),达摩自印度航海来到广州,广州刺史萧昂“具主礼迎接”,武帝派使者迎他至金陵。梁武帝接见达摩,帝问曰:

      “朕即位已来,造寺写经,度僧不可胜纪,有何功德?”

      师曰:“并无功德。”

      帝曰:“何以无功德?”

      师曰:“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,如影随形,虽有非实。”

      帝曰:“如何是真功德?”

      答曰:“净智妙圆,体自空寂,如是功德,不以世求。”

      帝又问:“如何是圣谛第一义?”

      师曰:“廓然无圣。”

      帝曰:“对朕者谁?”

      师曰:“不识。”

      由于武帝不能理解达摩这番答话的含义,达摩即渡江人魏。

      后来禅宗名着《碧岩录》把这则公案作为第一则“颂古”流传,它便广泛地印人众人的脑海里。

      据(洛阳伽蓝记》卷一记载,达摩北行至魏,他在洛阳看见永宁寺宝塔建筑的精美,自言年已150岁,历游各国都未曾见到过,于是“口唱南无,合掌连日”。后到嵩山少林寺,在那里“面壁而坐,终日默然,人莫之测,谓之壁观婆罗门”。有道育、神光等沙门礼见并亲近供养达四、五年,达摩感其真诚,遂传神光以衣法,并“与易名曰慧可”,又把《楞伽经》授与慧可。

      达摩晚年行状,未见明确记载,后人传说他遇毒而殁。塔于熊耳山(今河南宜阳),但又传说魏使宋云自西域回国时遇达摩于葱岭,见他手携只履,翩翩独逝,因此又有“只履西归”的传说。

      二、达摩与嵩山少林寺

      据多种史料记载,达摩来华后主要的活动地点是少林寺,更多的时间是在少林寺后山五乳峰的“蚩尤洞”(后改称达摩洞)中度过,这也就是传说中达摩“九年面壁”的地方。

      神光(487-593)为洛阳有名高僧,俗姓姬氏,武牢(今河南荥阳县)人。母怀妊时有异光发其家,及出生而名之曰光。为儒生时即博览群书,通达老庄易学,后览佛书尽弃前学。年30远游访师,至洛阳龙门香山,依宝静禅师出家,旋得戒于永穆寺。32岁返香山,终日宴坐八载,经论悉通。于定境中,有神人对他说:“将欲受果,何滞此耶?大道非遥,汝其南矣。”转天,他觉得头痛非常,难以忍受。宝静禅师知道后,想叫他去医病,此时忽然听得空中有声说:“这是换骨,不是平常的头痛。”于是神光便把自己先后两次奇异的经过告诉师父。其师视之,见他的头顶变了样,头骨象五个山峰挺立而出。因此便对他说:“你的相确实变了,这是吉祥之兆,是可以证果的证明。你曾听到过叫你南行的声音,我看现在少林寺住着达摩大师,他是一位得道的‘至人’,可能他就是你的师父,你快去拜访。”

      神光拜别宝静禅师去少林寺,拜见达摩后就一直跟着他,向他求教。可是达摩大师却象没看见一样,仍经常地“面壁”而坐。神光没有因此而灰心退志,他想到古人有为法忘身,孜孜以求的决心,就“立雪数宵,断臂表示他的决心”,这样才从达摩祖师处得到安心的法门,并给他更名为慧可。

      此后缁素皆靡然趋之于达摩大师,声闻于朝,魏孝明帝闻祖异迹,遣使持诏三请,达摩终不下少林,帝愈加钦尚,就赐赠二摩纳袈裟并金银财物,达摩皆辞让之,以至三次往复,始受。缁素等众,倍加信向。

      达摩在魏居止九年,即将回国,一天忽然对门人们说:“我想回天竺的时间快到了,你们各说一下自己的心得吧!”

      道副说:“依我的看法,不执着文字,但也不能离开文字,这便是道的妙用。”

      达摩说:“你已得我的皮毛了。”

      比丘尼总持说:“依我的见解,犹如庆喜看到阿旰佛国一样,见过一次,认识实相后,便不须再见了。”

      达摩说:“你得到我的肉了。”

      道育说:“四大本来是空的,五阴也不是实有。依我所见,并无一法可得。”

      达摩说:“你得到我的骨了。”

      最后轮到慧可,但他只是作礼叩拜,而后仍站在原位,并没有说话。

      达摩说:“你得到我的真髓了!”于是就对慧可说:“从前佛以‘正法眼’交付给摩诃迦叶,展转至我,我现在交付给你,你应当好好地护持它。同时我把我的袈裟一件传授给你,作为传法的征信。我这样做,是表示一定意义的。你知道吗?”慧可说:“请师父明白地指示。”达摩说:“内在传授法印,以实证心地法门。外加传付袈裟,表示建立禅宗的宗旨。因为以后的人,心地愈来愈狭窄,多疑多虑,可能会说我是印度人,你是中国人,凭什么说你已得法了呢?有什么证明呢?你现在接受了我的衣法,以后可能会有阻难。到时,你只要拿出这件袈裟和我传法的偈语,用来表明事实,对于将来的教化,便没有什么妨碍了。到我逝后200年,这顶衣就可以停止再传下去了。那时禅宗传遍各处,不过明道的人多,真正行道的人却很少;讲道理的人多,通道理的人太少。但在千万个人中,沉潜隐秘地修行而得道果的人是还会有的。你应该弘阐此法门,不可以轻视没有开悟的人。你要知道,如果他能在一念之间,回转了向外驰求的心,便会等同于本来已自得道的境界一样。现在,我把传法的偈语交待给你:

      吾本来兹土,传法救迷情。一花开五叶,结果自然成。”

      达摩又对慧可说:“《楞伽经)四卷所说的,是印证修持心地法门的道理。这是直指众生心地法门的要典,开示一切众生,从此悟人。”接着又说:“我离开南印度,东渡到中国来,是因为中国有大乘的气象,以求得继承心法的人。到此之后,因待机缘际遇,为法求人而久默待之。现在将法付与你,我此行的本意总算有了结果了。”

      达摩在说了上面这段话后,就与徒众往禹门千圣寺,结束了少林寺的一段因缘。

      三、菩提达摩的禅学思想

      菩提达摩所传的禅,是以印度大乘佛教如来藏系经论中的真如缘起论为哲学基础,以“二人四行”为纲宗,修行进程分安心、发行、顺物、方便四门。“二人四行”的禅法,是以“壁观”法门为中心,唐宗密《禅源诸诠集都序》卷上之二载:

      “达摩以壁观教人安心云。外止诸缘,内心无喘,心如墙壁,可以入道,岂不正是坐禅之法?”

      “理入者,谓藉教悟宗,深信含生同一真性,但为客尘妄想所覆,不能显了。若也舍妄归真,凝住壁观,无自无他,凡圣等一。坚住不移,更不随于文教,此即与理冥符,无有分别,寂然无为,名之理入。”

      可知,达摩禅的理人,并不离于大小乘佛经的一切教理,由于圆融通达所有了义教理,深悟一切众生本自具足同一的真性,只要息灭妄想,自然豁露。达到“舍妄归真”的具体方法,即是凝心住于“壁观”。壁观就是“心如墙壁”,取静坐中面对的墙壁作比喻,以墙壁的直立不倚比调心之要领,不令偏于空、有,不存自他、凡圣等分别,这样就可与真如的道理相应了。这种禅以调心令直接契合于真如的内容,实即是“真如三昧”、“一行三昧”。

      依据达摩“二人四行”之说,在定心悟理之后,还须起行,他以“四行”而概括大小乘佛学经论的要义,这是中国禅宗的精义,但为后人所忽略。后人只注意看祖师们的公案、参机锋、转语,不注重禅宗祖师的言行,殊为可惜。笔者认为对“四行”,有提出并作弘扬的必要,所谓四行即:一报冤行;二随缘行;三无所求行;四称法行。

      “云何报冤行?谓修道行人,若受苦时,当自念言,我从往昔无数劫中弃本从末,流浪诸有,多起冤憎,违害无限。今虽无犯,是我宿殃,恶业果熟,非天非人所能见与,甘心忍受,都无冤诉。经云:逢苦不忧,何以故?识达故,此心生时,与理相应,体冤进道,故说言报冤行。”

      达摩的报冤行认为我们来到世界上的一生,实际上都应认为是来报答与我有关之人的冤缘,是来偿还欠债的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一无所有,我们能长大成人,吃的、穿的、住的一切,都是国家、父母、师长及一切众生的恩惠。因此,我们要尽心尽力,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世界人民,以报答他们的恩惠,还清我有生命以来的宿债。

      “二随缘行者,众生无我,并缘业所转,苦乐齐受,、皆从缘生。若得胜报荣誉等事,那是我过去宿因所感。今方得之,缘尽还无,何喜之有?得失从缘,心无增减,喜风不动,冥顺于道,是故说言随缘行。”

      佛教是注重因果律的,认为世界上一切人、事现象均应包括在因、缘、果之中。因此,佛教徒对苦乐、顺逆、荣辱等处境,皆为必然,应泰然处之。南怀瑾先生在《达摩禅》中提到“但如在‘攀缘’为‘随缘’,则离道日远,虽然暂时求静,又有何益?”值得大家深思。

      “三无所求行者,世人长迷,处处贪者,名之为求。智者悟真,理将俗反,安心无为,行随运转。万有斯空,无所愿乐。功德思暗,常相随逐。三界久居,犹如火宅。有身皆苦,谁得而安。了达此处,故舍诸有,息想无求。经云:有求皆苦,无求乃乐,判知无求,真为道行。故名无所求行。”

      一般人处世是都有所求的,有了所求之心,就有所欲,就有得失、荣辱之患,如此就有了“求不得苦”。以此联系上说的“报冤行”,则学佛修禅的人想要诚心学佛,则应认为尽其所有,都是为了偿还宿世的业债,以酬谢现实世间的一切。有了此心,修行者就能一切放得下,而无所求了,也不会以尽力奉献布施为苦了,道业自然易成。

      “四称法行者,性净之理目之为法。言解此理,众相斯空,无染无着,无此无彼。经云:法无众生,离众生垢故。法无有我,离我垢故。智者若能信解此理,应当称法而行。法体无悭,于身命财行檀施舍。心无悭惜,达解二空,不倚不着,但为去垢,净化众生,而不取相。此为自行,复能利他,亦庄严菩提之道。檀施既尔,余五亦然。为除妄想,修行六度,而无所行,是为称法行。”

      “称法行”包括佛法大小乘全部行止的要义,上面所说的报冤行、随缘行和无所求行都可摄人称法行中。本门要求修禅者要随时随地保持与真如之理相契的心,在一切社会活动中和生活中去修行“六度”,尽力去行利他之事,而不要去执着能行所行,也不能图行为的果报,更不必计较个人的利害与荣辱,如此行去,逐渐地自心的悭贪、嗔恨、懈怠、散乱、不正知等等烦恼就可得到对治。

      达摩“二人四行”的禅修法门,是真正的学佛、修禅者的正行。“理人”是属于对教义理论的思考,“行人”则就是实践,因此说达摩禅法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义。

      达摩在禹门千圣寺答复期城太守杨炫之的一段对话,正是说明了这个问题,原文如下:

      “杨问师曰:‘西天五印师承为祖,其道如何?’师曰‘明佛心宗,行解相应,名之曰祖。’又问:‘此外如何?’师曰:‘须明他心,知其今古。不厌有无,于法无取。不贤不愚,无迷无悟。若能是解,故称为祖。’又曰:‘弟于归心三宝亦有年矣,而智慧昏蒙,尚迷真理,适听师言,罔知攸措,愿师慈悲开示宗旨。’师知恳到,即说偈曰:‘亦不观恶而生嫌,亦不劝善而勤措。亦不舍智而近愚,亦不抛迷而就悟。达大道兮过量,通佛心兮出度。不与凡圣同躔,超然名之曰祖。’”

      “不立文字,教外别传,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”,是禅的立宗基础与参悟方法,达摩也重视经典在“理人”中的作用,因此他在传法二祖慧可时,还授了《楞伽经》四卷,并说明此经是如来心地要门,要慧可好好弘传,以“令诸众生,开示悟人”。所以说不立文字,并不是不用文字。其作用除在禅修者可据经典思想来对照自己的修禅体验,加以鉴定之外,实际上从诵经中得到开悟的亦大有人在,故达摩传《楞伽经》给慧可,是有其深远意义的。

      由禅僧创编的少林武术,名扬四海。武术界历来将少林武术溯源于禅宗初祖菩提达摩,并说达摩见徒众久久坐禅,肢体羸弱,昏沉磕睡,于是教以拳术,令活动筋骨。至今仍流行的《易筋经》、《洗髓经》传为达摩所撰,经学者考证,亦属托名,无信史可查,不足凭信。少林拳术出达摩之手虽不可靠,但少林武僧救秦王,十三棍僧受秦王敕封奖谕确有碑证。少林武术是以嵩山少林寺为中心的武僧在长期传习中创编发明、不断发展,少林武功还影响于日本和东南亚等地。

      少林寺为闻名的禅宗祖庭,是佛教寺院,武术与正统佛学格格不入,而在少林寺又相辅相成,长期并存。作为祖庭的少林寺,我希望它能远承祖灯,真参实究,多出法门龙象。这就是说少林寺应以造就禅德、弘扬禅宗文化为主导。也正如赵朴初居土所说的“少林寺要文化、要禅、不要拳。”弘扬少林武术的工作,还是让体育部门多做为好。

      四、达摩禅对中国禅的影响

      达摩“二人四行”禅法,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修学方法。可以说后期禅宗的发展,虽各派各有特色,有新的发挥,但在原则上还是恪守着达摩禅法这些基本特点的。所以达摩是“脚跨中印”,承先启后的一位禅宗大师。除“二人四行”之外,达摩还十分重视印度大乘空宗的思想,十分重视《楞伽经》。他曾对慧可说:“我观汉地,惟有此经,仁者依行,自得度世。”慧可和同在达摩座下受教的道友,如僧副、道育、尼总持、林法师和向居士等人,每谈起禅法来,总要引证《楞伽经》,后来僧璨、道信、弘忍都以《楞伽经》为主。

      达摩未来中国之前,我国古来诸师皆修“四禅八定”,至南岳慧思、天台教义虽最圆妙,但所修的诸禅行相、止观法门,亦是如此。达摩曾对武帝宣称“造寺、度人、写经、铸像”没有真正功德,教导弟子们“教外别传、不立文字、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”的无上禅法,就使中国禅来了个转折,逐渐地形成了“佛即心,心即佛”的“藉教悟宗、深信含生、凡圣同一真性,但为客尘所复,不能显了,若也舍妄归真,凝住壁观,无自无他,凡圣等一,坚住不移”修行理论,形成“口说玄理,不出文记”的习惯。这就是从达摩开始,于初唐形成的中国禅之主干。

      弘忍之后,开始出现风靡千年、席卷中国,远至东南亚的南宗禅;而神秀则较保守,他的禅法沿袭达摩以来的传统,虽有改变的新禅学,但仍“持奉《楞伽》,递为心要”,这就是北宗。一般认为达摩到弘忍的禅法属“楞伽系”,慧能以下的南宗才转到“般若系”,但从根本上讲,不管《楞伽》还是《金刚》都是修禅的方便施设而已,不知诸高明以为如何?

      靠了达摩的东来,其后师资相承、禅匠辈出,展转演变为沩仰、曹洞、临济、云门、法眼五家,临济下有慧南(1002—1069)、方会(992—1049),又开黄龙、杨岐二派,合前五家,号为七宗,从此,中国佛刹多成禅宗道场,锄头、扁担体力劳动与禅家的单纯、朴素日用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,并开创了“农禅结合”的禅门新风。

      直至近现代,修达摩禅法者或用壁观,或据《楞伽》,比比皆是,限于篇幅,恕不详述。

      五、达摩禅与人生

      一般人眼中的禅是死板僵化、高深莫测与生活格格不入。实际上它可随机应化,威严而幽默,象春风雨露时时滋润着一切。禅充满了智慧与光明,它给人指明了解脱的道路,可使人得到心理和生理上更实在的和谐与寂静。禅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可消除行者的烦恼及痛苦,还可以在自己的意识中得到圆满的智慧和快乐,享受永恒的存在。

      达摩后的禅宗自弘忍至慧能后,虽“一花开五叶”,但五家均以‘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”、“理事圆融”为宗旨。由于门庭施设、门风各有差异,各家各派自有其特有的接引方法而巳,如临济之痛快、曹洞之细密、沩仰之谨严、云门之高古、法眼之简明,“所谓五家宗派者,五家其人,非五其道”。

      禅是佛教的修行方法,见性是禅宗的根本目的,是达摩特别提出的,慧能亦说:“不识本心,学法无益。若识自本心,见自本性,即名丈夫、天人师、佛”,这是习禅者的第一要务。少林寺为禅宗祖庭,弘扬少林禅法,亦当以此为首。又因禅的入门契机、禅的种种现实效应与东方文化的形成、与现代人的生活及现代“入学”有特殊的贡献,可对现实社会产生殊胜的社会效果。故少林禅寺应负的责任和将来对社会的贡献就更为重大。其表现在:

      1.禅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,人们拥有了前人梦想不到的物质生活,但物欲的追求,使他辛苦的奔波,失去了最宝贵的心灵自我,封锁了本有的智慧。但是如果现代人行禅,那么由于禅之妙用的发挥,则不受欲念牵累,到处充满着生命力,有了禅,就会使生活更活泼自然,心态也更安祥。

      2.禅与自然古人有“溪声尽是广长舌,山色无非清净心”;“青青翠竹无非般若,郁郁黄花皆是妙谛”;“偶来松树下,高枕石头眠,山中无历日,寒尽不知年”。禅者慧眼观之,大地万物皆禅机,“物我一体,任我取用,物我合一,相人无碍”,自然而然,何等超然。门外看禅深不可测,高不可攀。其实,不假外求,俯拾即得。即禅即境,即境即禅,就似山中清泉,自可洗去心灵中的尘垢;天空的白云,让你任运逍遥。如此无牵无挂地学佛,不亦乐乎1

      3.禅与心态真正的禅者,其主要目标是要“了生脱死,超出轮回”,由于各人的心量有广狭之别,所得成效殊异。不管发心如何,只要能去修习禅法,其心态必无’牵无挂,处处安祥。禅者必时时事事处于安祥的心态,虽每日仍参加繁忙的工作,即使是遇到极大的困难,他也永远不会失去生活的信心和勇气。禅者持“报冤行”、“随缘行”、“无所求行”和“称法行”去面向现实,心态就会永远平衡、永远安祥。

      4.禅与道德行为一切禅法的修持者,均以持戒为基,以佛教戒律,自觉地约束自己的心口意三业。用佛教戒律可约束恶行,起教化作用,在抽象意义上说,这是它对现实社会的适应。通过禅修能使心理平衡、道德高尚,行为合乎理性,正如陈兵先生所说的,他们已“具有高度的心理自控能力,很强的自塑能力,有力量把持自心,使行为符合自己的所处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,塑造自己完美的人格形象。”他还认为:“如果全社会都能修习以道德修养、观无我为核心内容的禅定,不局限于以祛疾健身为主旨,因而也可能增益我执的气功锻炼,无疑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水平,培养出大批具有高尚品格、高度创造力和责任感的优秀人物,这种禅定再加上智力开发,对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,文明建设,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,是一种精神文明建设上的高技术。

      禅除开佛教意义,在客观上它与现实社会关系密切,发扬大乘禅的精神,对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尚能发挥多方面的作用,例如:

      禅定与智慧的开发;禅定与健康长寿;禅定与治病;禅定与神通;……

      祈少林诸师、同修师友在禅修上再创业绩,为佛教的弘扬、为社会的安祥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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